培植“秘书圈”,日后好乘凉?

其他资讯 时间:2017-05-22 00:00 作者:律伴网
[导读]黄兴国落马后,天津新任市委领导班子比较早就主动提出了肃清流毒的说法。前任留下遗毒的地方很多,这些“毒”各有其性,黄兴国在天津的遗毒大概表现为“圈子文化”和“好人主义”,天津市委对此屡屡放话严查。黄兴国的遗毒,不但表现为他自己搞圈子,比如天津红桥区委书记张泉芬就因为进入了黄兴国的圈子,而一路晋升。更为恶劣的是,一把手的“示范效应”,使得“圈子”成为一种文化在天津弥漫开来。昨天天津市纪委宣布,对天津港(集团)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于汝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 于汝民被调查的消息,最早是上个月在一篇关于第十轮巡视整改成效的报道中披露的。于汝民的问题除了常见的权钱交易之外,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拉帮结派、搞裙带关系和小团伙,培植“秘书圈”。其中培植

黄兴国落马后,天津新任市委领导班子比较早就主动提出了肃清流毒的说法。前任留下遗毒的地方很多,这些“毒”各有其性,黄兴国在天津的遗毒大概表现为“圈子文化”和“好人主义”,天津市委对此屡屡放话严查。黄兴国的遗毒,不但表现为他自己搞圈子,比如天津红桥区委书记张泉芬就因为进入了黄兴国的圈子,而一路晋升。更为恶劣的是,一把手的“示范效应”,使得“圈子”成为一种文化在天津弥漫开来。昨天天津市纪委宣布,对天津港(集团)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、董事长于汝民严重违纪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。就是一个典型案例。

于汝民被调查的消息,最早是上个月在一篇关于第十轮巡视整改成效的报道中披露的。于汝民的问题除了常见的权钱交易之外,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拉帮结派、搞裙带关系和小团伙,培植“秘书圈”。其中培植秘书圈的说法,似乎还是首次出现。于汝民深耕天津港务系统几四十年,担任主要领导职务二十多年。官方披露的资料显示,在任职期间,他先后将6任秘书安插在天津港和相关部门的关键岗位上。而他的新任秘书,则以前任推荐的方式违规产生,由此形成了一个有裙带关系的秘书圈。

官方通报里,并未提及于汝民落马与2015年天津港大爆炸的关系。但仅从常识理解,也不难想象其间的暧昧纠葛。于汝民虽然2013年就已经退休,但整个天津港管理之疏漏、制度之松懈,不可能只是在他退休后才发生的。况且已因爆炸事故被处理的于汝民接任者、天津港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张丽丽,天津港原总裁郑庆跃等人,都是在于汝民在任期间就已提拔为重要管理岗位。目前虽暂无法确认张丽丽、郑庆跃与于汝民秘书圈的关系,但于汝民安插亲信大搞权钱交易,对天津港的政治生态造成的影响可想而知。而一个政治涣散的机构,出现监管漏洞和以安全换利益的腐败,就是顺理成章的老套故事了。

培植秘书圈的说法虽然甚少出现,但于汝民显然不是这样做的第一人。最著名的当属周永康的“秘书六人帮”,伴随着周的履历,他的这些秘书被安插在政法、公安、中石油以及四川、海南等地。这些秘书以周为“宗主”,彼此之间互为声气,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,使得周永康虽然形式上已经退休,但仍能通过他的代理人牢牢掌控这些部门,吸取巨额利益。于汝民这样的级别安插秘书,第一目的更多是为了吸取经济利益。在位时在不同部门安插秘书,如同栽下乘凉大树,成为退休后违规经商办企业得以荫蔽的政治资源。这样的秘书帮,更像是领导干部的一块政治自留地,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,损了公田肥了私仓。

毫无疑问,领导秘书是一个险要的职务。在这个职务上,政治视野与行政能力都能得到极大的提升,日后升迁的几率也相应更大。曾经在秘书岗位工作,后来成为优秀干部的也不在少数。但“秘书帮”同时也成为一个高危群体,作为一枚评论员,一旦发现某落马官员曾任某人的秘书,常常会嗅到事情要闹大的味道。这其实是不那么良性的政治规律。

十八大以来,中央反复强调要杜绝山头主义。而秘书关系大概是所有山头中,峰峦最绵延的那一脉。但任用领导干部秘书这事儿,也应该辩证分析。秘书岗位本身并无正邪之分。能力突出的干部秘书当然也有得到重用的权利,不能搞“秘书回避”。看到秘书的能力并加以提拔,这是举贤不避亲,这与心术不正者安插手下,保护既得利益性质完全不同。上医医国,从治病的角度看反腐,某些“一刀切”的手段或许能立竿见影,但就如同放化疗手段固然可以杀灭癌细胞,但自身的良性细胞也受到牵连,“一刀切”也可能会耗损国家元气。

一套良性的治疗方案,应在祛邪的同时能够扶正,靶向的精准度,正见医家手段之高下。要把秘书从“门客门宦”的标签中解脱出来,最根源是要把抡才用人之权,从关键少数一把手的垄断中解救出来,将权力的运行置于监督之下。这话听上去老生常谈,但之所以常谈,可能恰恰因为它是陈年痼疾,需要久久为功。

(文/于永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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